来源 | 中访网
作者 | 一杭工作室
近期，《南方周末》一篇《856万失信者，能不能“重生”？》的文章，引发了人们对“失信被执行人”权益的关注。
856 万，这个庞大的数字，勾勒出失信被执行人的群体轮廓。当然，公众并非可怜那些有钱不还、且以各种手段转移财产的“老赖”，而是关注部分创业失败、“无钱可还”的被执行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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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执行人的生存困境：“失信”or“失能”？
62 岁的桑黎川，曾经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创业者。作为智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前总经理，他曾2016年带领公司在新三板上市，年利润增长十倍，一时之间风光无限。彼时的他，对未来满怀憧憬，期待公司能一路高歌猛进。
然而，商场如战场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融资危机让他背负了2000万元债务，并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银行卡被冻结，退休金账户也被法院划扣，出行只能选择最慢的绿皮火车。再创业更是困难重重，因为一旦失信，合作伙伴纷纷敬而远之，融资渠道也彻底断绝。
“不是不想还钱啊，是真的没钱可还。”事实上，像桑黎川这样“诚实而不幸”的债务人不在少数。他们中既有像桑黎川这样的创业失败者，也有因替亲友担保陷入困境的普通人，更有因突发疾病失去偿债能力的家庭支柱。
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最新披露，截至2025年5月21日，该网站发布累计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“失信被执行人”已达到856.8019万个。在这856万失信被执行人中，有多少是“诚实而不幸”的“失能人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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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难与制度滥用的双重困境
通俗地说，还不上钱，分为两种情况：有钱不还，应该受到失信惩戒；没钱可还，应该进入个人破产程序。前者是“失信”，后者是“失能”。
以上案例表明，部分失信被执行人实为“失能者”，因创业失败或突发困境陷入债务泥潭，却因制度不畅难以解脱。这些案例凸显了失信惩戒对“失能人”的过度打击，以及个人破产制度缺失导致的救济真空。
据公开资料，“失信被执行人”制度自 2013 年确立以来，逐步扩大至 30 多个领域的 55 项惩戒措施。现实中，因“有履行能力但不执行”而被划入失信名单的情况是最多的。
但在实操过程中，大多数“被执行人”都按“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”来执行了，导致部分失能者被误判，反而损害了一些被执行人的合法权利。这种执行走样，不仅损害了债务人权益，更扭曲了信用惩戒的初衷。
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王超对《南方周末》表示：“从‘被执行人’进入到‘失信被执行人’存在入口过大的问题，需要优化识别机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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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惩戒与救赎之间寻找平衡
理论上，“有钱不还归失信执行，确实没钱归破产” 是解决债务问题的最佳路径。但在实践中，个人破产制度的推行却遭遇重重阻碍。
自个人破产制度试点以来，不少民众心中疑虑丛生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怎样才能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利益？个人破产制度会不会成为恶意负债者的“庇护所”？
针对这些担忧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徐阳光作出专业解读。他指出，我国的破产制度提供了破产撤销权、无效行为制度，这个无效行为制度和破产撤销权就是把债务人在破产前转移的财产、隐匿的财产、偏袒性的清偿都给纠正追回，把财产归集到一起，实现财产价值的最大化，然后再实现债权利益的最大化。
中国个人破产制度以深圳试点为核心，探索破产和解、重整、清算三种方式。深圳2021 年实施条例以来，截至2023年年底，受理个人破产申请 2273 件，裁定受理227件，其中使用破产重整217件、破产和解4件、破产清算6件。
个人破产制度的设立初衷，是为了让那些“诚实而不幸” 的债务人摆脱债务的桎梏，实现破茧重生，从而能够继续为社会贡献力量。但目前来看，清算在个人破产案件中的比例较低，而重整的偿债比例又偏高，使得个人破产制度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。
在数字经济时代，失信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技术与制度的双重革新。当电子支付监管能够精准识别“影子账户”，当个人破产制度能够覆盖更多“诚实而不幸”的债务人，我们才能真正构建起一个既充满规则刚性、又饱含人性温度的信用社会。
